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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4-08 19:26:4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历史地看,两党一直有大搞基建的愿望,白宫2018年、2019年曾两次拿出基建计划,但在“建什么、怎么建、钱哪儿来”三方面,两党分歧严重:民主党偏好“清洁能源”,突出“妇女、少数族裔和老兵群体的参与”,要求“联邦政府注资”,而共和党和白宫力挺煤炭、石油等传统能源,“关注郊区”,倾向于“州和地方政府为主出资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月3日,行人走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街头。新华社 图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常态下的社会规则,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科技的,都对“非常态”有着本能的厌倦和抑制。2005年,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受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启发,下令建成一整套应对全球流行疾病的系统,大量储藏口罩、呼吸机,广设床位,然而,2008年大选过后,面对百废待兴的资本市场和濒临破产的中阶级,这套系统销声匿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次,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社会趋于“内向化”,公众不仅对气候变化、武器控制等世界议题没兴趣,对事关本国福祉的跨党派讨论也缺乏耐心,既不关心人类共同命运,引以为傲的传统“社区”概念也遭弱化。一段时间内,美国将他国抗疫视作“别人家的事”。白宫早期的停航、关闭边境措施,以及后期截留他国救灾物资行为,无不展露出“内向化”的暗示;常规状态下,“内向化”并不会引起大的麻烦,但在亟需国际合作的抗疫大局面前,过度的“内向化”一旦消减了国际合作的可能,最终难免反噬其身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简报还举了几个例子,比如,“美国之音”称中国对武汉“封城”是个成功的模式,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效仿。武汉“解封”之日,“美国之音”还在推特上分享灯光秀视频……这让总是自视为“全球领导者”的美国政府不高兴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常,灾难的余波,大致将循微观民生、宏观经济、社会结构三个阶段传递。历史地看,2008年金融危机的创痕,让失业青年和被剥夺的中产阶级在2011年携手“占领华尔街”,人群对于对经济不平等的痛恨和对向上流动机会匮乏的恐惧在过去12年从未真正消失,这是民主党进步主义的温壤。类似的,2009年以茶党为代表的右翼民粹运动,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共和党,也为特朗普提供了“价值支撑”,其与“进步主义”一起,成为美式民粹的两个侧面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次疫情中,无论美国还是欧盟,人类作为统一社群的力量并未得到真实的展现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两党制的正常化、文官中立或者数字科技的螺旋式上升,最多只能是让人类更好地应对一场当下的灾难。当另一场灾难来临,一切或又将从头开始。【环球网报道】据香港“大公文汇全媒体”9日报道,去年的多起示威及暴力事件,对整个香港造成沉重的打击,也有香港青年因为多次参与其中,最终可能影响一生。报道称,一名24岁男子去年从6月开始走上街头,最后更走上“最前线”,在今年3月他因为一次集会被警察拘捕,现在终日担心前途尽毁,“希望事件早日过去,一切可以重新开始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与以往“清洁能源”和“传统能源”的针尖对麦芒不同,此番民主党提出的“5G与宽带”有可能获得两党共识。疫情期间,绝大多数美国家庭尽享“数字红利”,如亚马逊紧急扩招以满足激增的电商需求,微软与脸书出资开启大规模试剂盒检测,谷歌等提供免费线上办公、在线教学服务,但与此同时,不同家庭之间依然存在“数字鸿沟”,线上办公、教学也对带宽、传输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——凡此种种,建构起“科技新基建”的基本逻辑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就意味着,无论是在传统的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层面,还是在全球互联社交层面,疫情从来就不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或保守派媒体口中的“恶作剧”。然而,在传统媒体与移动互联均高度发达的美国,精英与大众间却出现了严重的“话语断裂”。 “疫情凶险”一段时间内只存在于以科技精英和国会议员为代表的上层社会中,在主流舆论和社交网络中,疫情仍为“域外之事”且“可防可控”,这导致“信息先机”最终并未转化为“防疫优势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特朗普执政以来,两党热炒的移民、医保、税改议题,无不充斥着浓烈的“党派味道”与“政务色彩”,留给事务官发挥的空间逼仄。疫情议题则不同,其专业门槛高,议员噤声,拜登等民主党候选人也只敢“敲边鼓”,医学专家的地位抬升。如白宫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的两名核心专家,79岁的安东尼·福奇曾为六位美国总统服务,女性专家黛博拉·比尔斯则在奥巴马任内被任命为美国全球艾滋病协调员。二人专业、稳定、跨党派的身份,决定了其敢于和总统、国务卿、经济顾问等政务官“唱反调”,让“尊重事实、科学防疫”成为白宫的主流价值。